□ 陳泰湧
每一次到南川，或山、或樹、或水，總會有一些感悟，總能寫下一點文字。但這一次去南川，是深秋，我看的不再只是綠的山和紅的葉，我看的是工廠和人，準確的說，是已成為文物保護單位的那些廠房和已經深藏在歷史中的那些人。我站在灰蒙蒙的廠房前，手指無意識地劃過斑駁的墻壁——墻皮簌簌落下，像極了滾落的眼淚。那一刻，所有準備好的感悟都堵在喉嚨里，只覺得，與其用文字記錄，不如靜靜聽它訴說。
南川新打造出了一條東街，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風格，吸引了不少穿著時尚的年輕人前去打卡，他們知道，在“歷史”的背景墻前，更能張揚他們生活的精彩。他們在復古的背景墻前尋找“歷史感”，而幾步之外的博物館，正藏著南川真正被改變命運的“歷史內核”——那是比“七八十年代風格”更厚重的記憶。
東街旁邊就是南川博物館，很小巧，南川古稱隆化、賓化，雖有著1300多年的建制史，但和很多地圖上的地名相比，顯得還是頗為年輕，更何況其一直是以“縣”為行政規模，在中國的歷史書中和地圖上，都并不矚目。
也因其不矚目，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國在中西部地區進行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三線建設，在南川境內陸陸續續籌建了寧江機械廠、天星儀表廠、紅山鑄造廠、紅泉儀表廠、慶巖機械廠和7012研究所等工廠，這也成為了南川現代化發展史上的一次戰略機遇和重要篇章。不獨在南川，重慶很多區縣的發展都曾受益于這次工業大遷徙，重慶的工業經濟、城市建設、道路交通等受到了巨大影響，加快了整個重慶的現代化進程。
這就難怪在兩層展廳的南川博物館里，有關三線建設和六家三線企業的展陳和介紹占據了整整一層樓。
“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凈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博物館里展陳的是輝煌，可當我站在那些工業遺址面前，卻是對歲月流逝的感慨，隨著時代的變遷，這些企業經歷過“軍轉民”，又經歷了國家“八五”三線調整遷建，沒有一家企業還在南川境內，有些子弟校贈送給地方，朗朗讀書聲還在，也讓這些建筑得以新生，但是絕大多數廠房處于閑置狀態，多年未使用，有些危房已經拆除，有些被南川區相關部門掛上了文物保護的牌子，作為工業遺跡保護了起來。
在金佛山西坡，曾是天星儀表廠的舊址，原來的廠區道路改建成了進金佛山景區的大路。李林芮是景區工作人員，她介紹說，天星儀表廠的生產設備和員工都遷往了成都，最初景區建設時他們還利用了這些留下的宿舍作為辦公和值班住宿，而景區的道路，一些橋梁，都是利用了原有的廠區設施。
在一條小河邊，已打造出了一個旅游風情小鎮，與天星小鎮隔河相望的是由原來的幾棟職工宿舍改建而成的“金佛山三線酒店”，旅游旺季的時候一房難求，這也是這批工業遺跡被活化利用得最好的地方。再往景區方向前進，也就是進入到天星廠廠區的縱深處，路旁還佇立著一座32米高的紅磚砌成的煙囪。
“這是廠里以前動力車間燒鍋爐用的煙囪。”54年前，8歲的劉常瓊隨支援三線建設的父母來到了天星溝，長大后她也進入了這個工廠工作，直到1999年隨工廠遷往成都。退休后的她常常回南川小住，來看看天星溝，并且還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遠去的天星溝》，講述她和很多三線人的故事。
很巧，正在給我們介紹大煙囪歷史的時候，電話響了，她書中《擔潲水的娃兒有出息》一文的主人公敬光懷得到她回天星溝的消息，追了過來。敬光懷是她的同齡人，天星廠的第一批干打壘房屋就建在他家對面的山坡上。“沾廠里的光，我家用上了電燈，最重要的是天星廠開闊了我的眼界，改變了我的人生，”敬光懷見到老朋友頗為激動，“廠里的文化生活對我影響太大了……”誰會想到這個曾經在廠區宿舍樓收集潲水的小孩13歲考上中專，16歲進醫院當上醫生，后來成為了深圳一家醫院的耳鼻喉科副主任醫師。退休后，他又回到了天星溝。
朱從碧和丈夫周定眾曾是紅山鑄造廠的第一批職工，1967年就來到因映山紅而命名的紅山廠，1999年隨廠遷往巴南，退休后，老兩口又回到曾經開滿映山紅的這個山溝里。在他們的記憶里，那是他們火熱的青春，他們眼里看到的到處都是“好人好馬上三線”，耳朵里聽到的到處都是“萬眾一心建三線”。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我尊重老人們的情懷。
但，這一首蘇東坡的《浣溪沙》還有最后一句“休將白發唱黃雞!”我問南川區作協主席雷坤強，很多地方對城市更新中的工業遺產如何處置態度各不相同，為什么南川要保留著這些廠房?難道只是為了給曾經在這里工作和生活過的人留下記憶?
雷坤強沉默了半晌，抬眼望著那座高聳的煙囪：“我覺得這段歷史對于南川特別珍貴，而這段歷史所蘊藏著的精神對于我們中國，對于我們這個時代更為珍貴!”
前輩們以歷史主動精神克難關、戰風險、迎挑戰，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我們要再次書寫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的歷史新篇章，就得踏著前輩們踏過的步子，喊著前輩們唱響過的號子。
這些工業遺跡是無聲的，但人們站在它們面前，卻是能聽到那些歌聲的。
它們在唱：“歷史屬于奮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