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昕
踏入尹子祠的石階，青苔在石縫間悄然生長，腳下磨損的石板記錄著無數先賢往來的足跡。門額上王蒙先生所題的“尹子祠”三個大字，雖經風雨剝蝕，卻依然沉穩莊重，神采不失。
這里是為紀念東漢學者尹珍而建。當年他從貴州步行至此，設館講學，教化一方，使南川這片土地首次響起了瑯瑯書聲。
站在祠內的庭院中，我仿佛能聽到歷史的回響——那是一種文化的呼喚，穿越近兩千年的時光，依然在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在尹子祠的古建筑前，我的腳步不由得放慢、放輕。石階上的青苔，在雨后泛著幽幽的綠意，像是時間凝結成的絨毯。腳下的石板，早已被無數雙腳磨去了棱角，光滑的表面映著淡淡天光。我試著辨認那些深淺不一的磨損痕跡：哪一道，屬于百年前趕考的學子?哪一道，又屬于抗戰時期深夜潛入的地下工作者?
遙想當年，尹珍從貴州步行而來，該是怎樣的一番情景?那時的南川，尚屬蠻荒之地，他踏過莽莽叢林，涉過條條溪澗，只為在此地點亮一盞文明之燈。我仿佛看見，他拂去身上的塵土，在簡陋的館舍內掛起第一幅字畫，然后靜靜等待第一個求學的鄉民。當瑯瑯書聲第一次在這片土地上響起時，那該是何等動人的時刻。這聲音，穿透了近兩千年的時光，至今仿佛仍在庭院的每個角落里輕輕回蕩。
尹子祠始建于1879年，由南川知縣黃際飛和舉人徐大昌共同倡導修建。有意思的是，這座紀念東漢學者的祠堂，本身也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它像是一個文化的容器，承載著不同時代的記憶與追求。祠堂的建筑并不宏偉，甚至有些樸素，但這恰恰符合尹珍當年設館講學的初衷——教化，本就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滋養。
抗戰時期，這里曾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重要活動據點。想象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一群年輕人借著夜色的掩護，悄悄聚集在此。他們或許就站在我現在站立的位置，低聲交換著情報，討論著救國之道。文化的火種，在那個特殊的時刻，化作了革命的星火。墻上那些泛黃的照片里，年輕的面容依然清晰——他們的目光中，既有書生的睿智，更有志士的堅毅。那一封封革命家書，字里行間流淌的，何嘗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在新時代的回響?
如今的尹子祠，已辟為文化公園。園內設有南川中華家風館，三個主題展區如同一條時間的河流：“千秋承繼·修齊治平”承載著古代圣賢的智慧，“百年賡續·舍家為國”記錄著革命先輩的奉獻，“萬家燈火·強國筑夢”展現著當代家庭的追求。這不是簡單的陳列，而是一種文明的延續。我看見一位母親牽著孩子的手，在家風故事展板前駐足良久。孩子仰起臉，指著圖片問個不停，母親俯身輕聲解釋。這個尋常的場景，或許正是尹珍當年最希望看到的——文明的火炬，就這樣在一代代人手中傳遞。
這讓我想起重慶境內的其他幾座書院。太白巖下的白巖書院，曾有的八株百年丹桂，如今只剩下兩株古樹依然挺立。但那香氣，每年秋天還是會如期而至，如同文化的芬芳，縱然時移世易，總要尋找到綻放的時機。江津聚奎書院大門上的楹聯依然清晰：“知國家大事尚可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每次讀來，都讓人心潮澎湃——那是怎樣的一種擔當與氣魄!而涪陵北巖書院，作為程朱理學的發祥地，點易洞內的石桌石凳依然保持原貌，仿佛程頤剛剛擱筆離去，去江邊散步了。
這些書院，宛如一顆顆璀璨的明珠，散落在重慶的山水之間。它們曾經各自發光，卻又彼此呼應，共同串聯起這片土地的千年文脈。
在尹子祠的庭院里，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東南角有一株古老的黃桷樹，樹干需三人合抱。令人驚奇的是，在它粗壯的枝干間，竟寄生著一株年輕的樟樹。兩樹相依，枝葉交錯，宛若母子。當地人說，這叫作“樹上樹”，是祥瑞之兆。我看著這奇特的景象，忽然覺得，這不正是文化傳承最生動的寫照嗎?古老的樹干為新生命提供依托，而新生命的活力，又讓古樹煥發新的生機。
夕陽西下，我準備離開尹子祠。回頭望去，晚霞給古老的建筑鍍上一層金輝。幾個放學的孩子從祠前經過，笑聲清脆如鈴。他們或許不知道尹珍是誰，也不知道這里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在這片土地上成長，呼吸著文明的空氣，潛移默化中承繼著某種精神的血脈。
文化的力量，從來不是喧囂的。它如苔痕，在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生長;如石階，在寂靜中承載著來來往往的腳步;如古樹，在歲月里靜靜擴展年輪。尹子祠的存在提醒我們：文明的延續，靠的不是轟轟烈烈的運動，而是這樣日復一日的堅守，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傳。
走出很遠，我還能望見尹子祠的輪廓，在暮色中顯得愈發沉靜。我知道，明天太陽升起時，又會有新的腳步踏上那些長著青苔的石階，又會有新的目光凝視那些斑駁的碑刻。而尹子祠，還會繼續站在那里，如同它這一千多年來所做的那樣——做一個沉默的見證者，一個忠實的守護者，一個永恒的傳承者。
